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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项规定 改变中国

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来源:12月8日,新华社)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发展有了更加坚强政治保证。但党面临执政环境的复杂性和复杂性,党内的思想、组织和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实践证明,管党治党,关系党国家民族前途命运,必须下更大决心、勇气、气力抓紧抓好。 5年前,《八项规定》出台,全面从严治党由此“破题”,开启了一场正风肃纪、激浊扬清、刷新吏治的作风之变。5年后,当初仅仅600余字之规定,却扭转着时代风气的深刻变化,使党风政风焕然一新;而今,它仍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依然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手段,只凭这一点,它已远超当初许众人预期;而且,当时认为公款吃喝等中国官场的“老大难”问题,竟然出现如此显著改善。 作风建设,成绩斐然。5年来,党中央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把八项规定作为作风建设切入点,把全面从严治党为突破口,紧盯重要节点,从件件具体问题抓起,坚决杜绝“节日腐败”。截至今年10月,全国累查处超19.32万起,处理超26.3人,党政纪处分超14.5万人,真是累累硕果,成绩卓著,体现了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和狠抓作风建设的坚定决心与毅力。 这5年来,具体到各地,也都交出了作风建设满意“答卷”。一开始就坚持问题导向,从具体的、细小的问题抓,从月饼、粽子等“小事小节”入手,狠刹“四风”。截至今年10月,全国查处违规公款吃喝等三类突出问题共超4.55起。其中,在2013和2014年占68.6%;2015年占17.1%;2016年占10.8%;2017年仅占3.5%。显然看出,违纪存量和增量在大幅度减少,这更足以证明:八项规定,改变中国。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创新监督手段,充分利用互联网、新媒体和新技术,大大拓宽监督渠道,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形成群众监督的浓厚氛围;“八项规定”修改实施细则,着重对改进调查研究等方面内容,作了全面规范、细化和完善;中纪委推出八项规定精神“表情包”接地气,换新天。十八大以来,中央十二轮巡视和各级巡视巡察均把作为重要监督内容和监督手段逐渐固化为制度,构筑成反腐“天罗地网”,让隐变“四风”无处藏身。 八项规定,改变中国。只有将八项规定深入人心,彻底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干部效率,把好方针政策落到实处,才能不断推动党的事业前进,得到群众的拥护,中国的明天才会希望。才能让百姓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不断深入人心,人民满意,世界关注,“八项规定”精神牢牢扎根中国大地,让中国政治生态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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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群慧 余泳泽 张松林:互联网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维度

日期: 2019-09-21 09:15:16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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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研究

  互联网诞生是一场典型的技术革命,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冲击。互联网的影响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对宏观经济、中观产业、微观个体的经济行为均产生了显著影响。Harris研究认为,互联网作为一种通用技术(GPT),显著降低了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以及消除特定类型服务的流动障碍,从而促进了信息、知识和观念的广泛传播。从宏观层面看,互联网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涵盖经济增长、生产投资及消费行为、进出口贸易、技术进步等多个维度。

  (1)互联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国外关于互联网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起步较早,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别就互联网发展的多个方面如电信技术设施、宽带投资、互联网渗透率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做了大量研究。由此可见,电信及互联网基础设施在转型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国内的研究因互联网起步较晚而相对滞后,已有文献也集中于研究互联网、宽带、电信基础设施及信息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多数研究基于中国整体或省份数据,分析认为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动了信息化水平的提升,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然而,也有研究发现不同时期互联网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差异性。

  (2)互联网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互联网影响进出口贸易的相关研究大多得出这样的结论: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能够通过减少贸易成本来提升国际贸易规模。理论研究发现贸易成本不仅包含了运输成本,还包含了搜寻成本。由此可见,贸易成本广泛存在于国际经济活动中,其中搜寻成本和交流成本是两种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的发展降低了国际贸易的搜寻成本和交流成本,进而促进贸易规模的提升和发展。总之,互联网技术的完善拓宽了企业信息收集渠道,信息获取的便利性得以提升,即显著降低了企业的交流成本和搜寻成本,从而促进了国际贸易发展。从实证分析看,相关文献大多在国家层面上研究得出互联网与国际贸易间的正相关关系,也有少部分文献在企业层面上进行研究,还有一类文献将贸易成本分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进行研究。另外,相关文献在企业层面上也发现了互联网和出口之间的正相关性。

  (3)互联网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自Solow质疑计算机对生产率的影响并未在统计中显现以后,众多实证研究验证了大规模IT投资并未有效提高效率的“生产率悖论”。但是,随着互联网技术自身的不断创新,互联网技术与产业发展融合度日益深化,互联网对经济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开始得到越来越多实证研究的证实。Shao and Lin也对IT投资和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索洛悖论”并不存在。Dewan and Kraemer利用1985-19933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得出投资结构回报率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显著异质性,对信息技术的投资显著促进了发达国家生产率的提升。郭家堂和骆品亮认为“索洛悖论”的误判源于忽视互联网对经济的作用问题,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

  互联网对产业部门影响的研究

  互联网与产业部门的关系研究多集中于行业就业、产业升级以及服务业三个重点话题。这类研究以产业或经济部门的数据为基础,讨论互联网对具体行业或部门的影响。就互联网与行业就业关系而言,研究认为互联网减弱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失业者再就业的机会,以此提升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就互联网与金融部门关系而言,互联网企业对传统银行的影响是多数研究的重点。互联网企业有可能打破银行、保险等传统金融部门对客户信息的垄断,通过互联网等数据智能管理技术为客户提供比传统金融部门更优质的服务。理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金融活动的影响,不能仅局限于一种技术平台或工具的辅助性作用,其与金融部门的融合发展会在短期内提升金融系统的基本服务功能,更会在长期内提高社会资金配置效率,进而促进宏观经济增长。

  互联网发展对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Mathews and Cho以亚洲各国半导体产业为例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政策主导下的技术战略加速信息技术的转移、扩散与吸收,从而发挥推动科技进步的作用,促进了传统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实现了经济增长。Pisano et al.认为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分享经济模式能够实现传统服务供需的瞬时精准匹配,提升传统服务业的个性化和精准化程度。就中国情形而言,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竞争格局发生重大变革,新兴信息技术驱动下的传统服务业变革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新动能,而中国当前仍存在着经济发展与现代服务业相对滞后并存的现象。

  互联网对微观企业影响的研究

  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现代社会的运行规则,企业在互联网时代受到了最直接、最优先的冲击影响。互联网经济下,企业主体的生产经营、交易分配、组织行为等活动越来越依赖于网络。具体而言,互联网不仅改变了交易活动的时空形式(改变交易场所和拓展交易时间),同时改变了交易活动的内容模式(丰富交易种类和减少中间环节),对商业企业、工业企业、金融企业乃至医疗企业、高等院校、政府机构等均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有关互联网对企业的影响的分析多从企业边界、组织结构两个方面出发。从企业边界看,关于互联网对企业边界的影响有着截然不同的研究结论。Clemons and Row认为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对于企业来说大大减少了中间交易成本,企业能够并且也更愿意通过市场交易,从而使得企业边界缩小。Hitt则认为信息技术的应用微弱地促进了多元化,而不利于一体化,即横向边界扩展,纵向边界缩小。也有研究区分企业组织特征的异质性,认为不同组织特征的企业边界受互联网的影响不同。例如,Afuah研究得出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够通过“协同效应”以及“效率效应”来减少企业内外部的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而降低幅度则与企业自身的技术特征、信息处理特征等组织特征息息相关。周衍鲁和李峰的研究则区分不同成本降低对企业边界带来的异质性作用,指出互联网的出现与普及显著降低企业管理协调成本和市场交易费用,呈现出“巨型化”和“小型化”两种分化并行趋势,也就是说,企业管理协调成本的降低扩展了企业的边界而与此同时市场交易费用的减少缩小了企业的边界。

  从企业组织看,与互联网和企业组织密切相关的是关于信息技术对企业组织影响的研究。从组织内部出发,研究认为信息技术改变企业运作方式,增加企业有形和无形的价值,从而“倒逼”企业进行组织变革。从外部环境出发,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了顺应经济活动的变化,建立更为灵活更具适应性的组织管理模式成为必然要求。同时,也有研究从组织的协调机制出发,认为信息技术对组织的技术性嵌入改变了组织的协调机制,为了适应内外部环境、充分发挥组织信息化的最大效果,企业必须进行组织变革。可以看出,以上研究均认为信息技术决定着组织的变化,但是关于信息技术如何影响组织变革的观点却不一致。一种观点是信息技术导致了组织架构的集中。信息技术的应用和科学管理模式的设计引发企业责任的集中化趋势,使得高层管理人员的责任增大,减少了中层管理人员的数量,组织的控制权因此更加集中。另一种观点是信息技术导致组织结构扁平化。信息技术通过提高企业组织运行效率改变组织形态,组织结构和所有权单元趋向扁平化和分散化。也有学者认为信息技术和组织变革是相互影响的关系。谭建伟和武振业认为信息技术和组织结构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组织结构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

  本文的研究发现

  通过超边际与一般均衡分析,建立了互联网发展影响制造业效率的理论模型,并选取了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在克服内生性的基础上,从城市、行业和企业三个维度全面检验互联网发展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强度和内在机制。

  研究结果发现:第一,当互联网服务发展到专业化生产阶段时,制造业中的生产者通过直接在市场上购买互联网服务来避免自己从事互联网交易环节的生产, 从而通过提高在制造业生产方面的专业化水平来提高制造业生产率。第二,互联网服务的发展通过减小产品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程度来降低单位交易成本,进而促进制造业的分工,以此提高制造业生产率水平。

  第三,宏观层面上,互联网发展显著促进了城市整体和制造业整体生产率,且对制造业整体生产率的影响大于城市整体生产率的影响,系数分别通过了1%和5%的显著性检验。第四,微观层面上,互联网发展显著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系数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城市互联网发展指数每提高1%,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会提高0.3021%。第五,内在机制检验上,选取管理费用率和销售费用率作为企业交易费用的代理变量,选择资源配置效率作为交易效率的代理变量,选择人均研发经费和专利授权量作为创新投入产出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互联网发展通过提高交易效率、减少资源错配以及促进创新来提升制造业生产率。

  本文的研究发现为中国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奠定了理论与事实基础。不论是互联网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还是提高交易效率,都要求互联网与制造业有效融合。据此提出如下中国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政策建议:第一,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来发展互联网技术,特别是加强 5G 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第二,以促进互联网企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分工协作来加强与拓展“互联网+”在制造业中的应用, 特别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在促进制造业分工体系实现网络化、数字化与智能化上的特殊作用,构建基于“互联网+”的制造业新分工模式。第三,全面推进并不断深化“互联网+”和制造业的融合,弱化企业边界,以互联网为载体重塑制造业分工体系,发挥互联网在降低制造业单位交易成本中的重要作用。

·延伸阅读·

  [期刊速览]《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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